第62节
柳三妹按着上面写的找到了病房，走到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框，看见床边趴着一个熟悉的人影。
轻轻地推开门，看到里面靠墙的一张病床上，正躺着她的三婶。她的脑袋被白色的纱布缠着，里面微微透出一团血迹，十分的醒目，原本及肩的头发被剪得短短的，紧紧地贴在额上，脸上。她的脸色煞白，嘴唇干裂，表情呆滞，神情恍惚，浑身上下似乎被悲伤笼罩着。
三叔正趴在床上睡觉。比较特别的是他的一只胳膊上戴着一块黑色的布条。
柳三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柳云英正抱着她娘的手臂也在恬静的睡着。
而，三婶的眼睛红肿着，侧着脸用左手温柔地抚摸着柳云英的小脸，只是她的神情十分的悲凉和绝望。
柳三妹不知该如何是好，轻轻地叫了声，“三婶”
李慧兰抬头一看，是柳绝妹。不可思议地看着她，惊呼一声，“三丫，你怎么来上海了？”
这话的声音虽小，却还是惊动了未曾真正熟睡的柳建党，他很快反应过来，‘腾’地一站起身来，倾刻间浑身上下就充满了戾气，看到来人是柳三妹，他的气势一下子就松懈下来，神情也恢复了往日的平和，“是你呀。”，随后又反应过来，不可置信看着她问，“三丫，你怎么一个人跑上海来了？”
柳三妹随口答了一句，“我来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把目光移向三婶，关心地问，“三婶这是怎么了？怎么住院了？还有，你的头怎么回事啊？”
三叔叹了一口气，看着妻子额头缠绕的纱布，气愤地猛拍了一下床框，恶狠狠地说，“还能有啥呀，还不是因为她的那些好学生吗！”
柳云英被三叔这一拍给惊醒了，揉着双眼，大声地哭了起来。
三婶立刻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背。
三叔自责无比，担忧地看着女儿的小脸。
柳三妹等柳云英平复下来，才问明情况。
经过三叔的一番解释，柳三妹才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第74章 三婶出事起因
首先要介绍一下，在这个年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组织。
前几年，文|革初期的时候，掌握各大中学校领导大权的不是教育局，而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委”）或“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委会”）。
而文|革|委的成员中高干子女往往占到文革委成员中的半数以上，而且，往往文|革|委的主任和半数以上的副主任都是由高干子女担任。
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委又改名叫“官办红卫兵”。最初成立的官办红卫兵都执行了“血统论”组织路线，只有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才允许加入红卫兵，所以，一个学校中能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大概只占全校学生的30%左右。
虽然上面领导在重大会方上也反复强调，这类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但事实情况是，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的大中学校中，极少有学校按《十六条》的要求进行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绝大多数文革委和文革筹委会都是由工作组操纵成立的，尤其是文革筹委会，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能是“筹备”，是负责组织文革委的民主选举活动，但这类机构在“红八月”里通常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与“筹备”有关的工作，俨然成了学校的权力机构。
也就是说掌握学校大权的就是这个文革委，简单的说就是高干子女。这些受到其家庭过度宠溺，养成了现代版的“高衙内”性格的高干子女，是一些仗着父母权势什么恶事也敢做的“恶少”、“恶女”。
李慧兰班上就有这么一位高干子女，名叫高峰。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市长，母亲是文化局的副局长。因为仗着父母的权势，高峰在学校里经常欺凌同学，课堂上挑衅老师。为了自家的安全，李慧兰对他的挑衅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理会。
前几天，她上完课，就中专学校旁边的小学接女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后来在学校拐角处，正看到高峰带着几个革委会的小年青正在欺负她的女儿。
李慧兰虽然柔弱，看到这一幕，气炸了！身为一位母亲，怎么能容忍别人这么欺辱她的女儿，平时的理智和善，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三两步就跑上前，板着面孔，制止他们的形为。
高峰这些人在家就是个土皇帝，怎么可能听她一个老师的话，依旧笑嘻嘻地冲上前抓柳云英的手，李慧兰立刻捡起地上手腕粗的木头，举起来就是一顿猛打，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捂头逃窜，好不狼狈！
有的跑来，咒骂威胁她，有的找工具反抗！
可，这些人到底只是一群未成年孩子，平日里在家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哪里及得上李慧兰一个长干重活的成年人呢，再说李慧兰这时候就跟疯了一样，不仅听不进去，甚至连理智也丢不，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李慧兰是赢了，可却遭到了他们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高峰就带着革委员的几个成员，在李慧兰下课回家的时候，趁她不备，把她打晕掳走。关到一间较偏僻的教室里毒打一顿，李慧兰头上的伤就是被他们一群人抓着她的头发往地上狠命地撞留下的。
柳建党在外面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在学校这间教室里找到了只剩下半条命的她。
李慧兰就躺在地上，旁边棍棒峰物扔的到处都是，她当时还发着高烧，人已经昏死过去了，头上全是鲜血，头发都变了色，流下的血染红了她的半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她的两根手指硬生生被人踩断了。她的两条腿也被人打断了，膝盖上面还有被拳打脚踢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十分吓人。
她的嘴里不停地往外吐鲜血，甚至牙齿还脱落了两颗。头发更是被拽掉了好几撮，凌乱地扔在地上。
她的整个人就像躺在血水里一般，残忍极了。
柳建党看到这一幕就像疯了一样，一点也不敢动她，就怕这一动让她加重病情，柳云英也跟着爸爸一起找人的，也被吓得哇哇大哭。
好在他们找到的比较急时，人还是抢救回来了。
可是，高峰等人依旧没有解气，没有打算放过她们一家，第二天早上命人把一箱子死老鼠放在她家门口。
老太太听到敲门声去开门，看到门边的箱子，以为是建党买的东西，忙把箱子抱进屋里，打开箱子，吓了一大跳，硬生生被吓死了。
柳建党从医院赶回家的时候，人已经没气了，再也救不回来了。
所以，现在他的手臂上才绑了一块黑布。在上海这边，这是代表亲人离世的意思。
柳三妹听了事情始末，握着拳头，气愤无比。
她之前觉得陈老师住牛棚已经够惨的了，可没想到还有更惨的。
怪不得后世的那些老师们对这些红卫兵总是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根在这里。
她站起来，在病房里不停的踱步，脑海里不停地思索，寻找解决办法。
高峰家在上海势力非常庞大，要想告到他，那是难上加难。
像后世那样通过一条新闻，一条微博或是几组艳|照就能让大官倒台的事情，在这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这时代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全都是由国家统一审核之后才发出的，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发这样惊天丑闻，再说，这样就把三叔一家摆到明面上与高家作对，赢了还好说，输了的话，一定会被他们疯狂的报复，她不能冒这个险。
现在还是1975年，四人帮还在当政，全国都在搞左倾主义思想。他们的追随者甚多。高峰的父亲应该就是其中的一员。否则，头不会能任这么大的官职。
所以，上告这条路子也行不通。
但中国最大的领导人却不是他们，而是主席。
回想起主席的一生，是他把生活在旧社会的农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把侵略者全部都赶出了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的理想，国家也结束了长达近两百年的动荡不安。
他是一位伟人，纵使在文革之中犯了错，可他当初的出发点是好的，却因为身体衰弱而被以她妻子为首的四人帮利用。
即使后来得到平反的领导人，对他也是给了客观的评价。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她曾经读过他的语录，有一句她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不打无准备的仗！
她现在必须把高峰的罪行，让上面的人知道，必须从舆论上打败他们！
而，她现在有什么优势呢？
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随身空间，还有她的钱多。
而打败一个大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把他们的丑态暴露给更多的人看。
想到这里，她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好办法。
心中有了主意，柳三妹就不再跟着长嗟短叹的了。
她看着三婶的情况，关心地问三叔，“三婶全身都检查了吗？”
三叔一脸疲惫的回道，“两条腿都断了，医生说需要手术，要不然有可能会残废。”
柳三妹想了想，立刻从书包里取出了钱，一共有两百二十块钱，都递给他，三叔却没接，惊讶地看着她，“你这些钱哪来的？”
柳三妹想了想找了个稳妥点的说辞回他，“这是我大姐和二姐给我的钱，本来想让我帮她们从上海带衣服和手表的，可我觉得三婶这事更重要，衣服什么时候穿都行。我大姐二姐她们应该也会同意我的做法的。”
三叔想了想，“还是问下你大姐二姐比较好，毕竟她已经嫁人了。”
柳三妹摇了摇头，“不用了，发电报一来一回地不仅耽误时间，还要另外花钱，这事我做得了主。”
柳建党想了想还是接受了，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自私一回，“这钱就算我借她们的。”
柳三妹点点头，倒也不在意，这个三叔人品很正直，跟柳家其他人简直就不像一家人，也不知他是怎么长得这么正的，难道是因为他骨子里头就比较正，所以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她仔细问三婶，都有哪些人受过高峰的折辱？
三婶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她了，只是她是个不爱管闲事的性子，所以知道的也才只有三个人，柳三妹想了想，按三婶给的三个人的资料，分别找到他们，又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的资料。
集齐了十三个受害者，柳三妹学着后世在报纸上看到的文章。
起了个特别有噱头的名字---我要死了！你们也快了！
文章中写道：她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想在临死前回到自己的母校回忆自己的年青时代。却遇到一群青年正在殴打一个小学生。甚至连小学生的母亲也一起打了，再然后，她听到许多学生的议论这些打人者令人发指的残忍事迹。
这些人曾经对许多位老师进行花样百出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残害了许多无辜的家庭。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的残酷冷酷让自己这个将死之人不再留恋人家。
她痛惜自己曾经美好的回忆被这些人所玷污。
接着她指明道姓的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和家庭背景，指出他们官二代的身份，又指出来，学校是培育国家摇篮的地方，却由这些人统治着，祖国的未来她深深表示堪忧。
最后写道：我要死了，你们也快了！因为他们这些刽子手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善良无辜的文人。
她顾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回到三叔家，就把空间里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拿出来。
把稿子打印出了三十万份。
空间里的a4纸几乎被她用光了，可她一点也不后悔，在这个时代她一直活得这么小心翼翼的，她痛恨自己的软弱，连保护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必须反抗！她要把这些人的罪行揭发出来，让他们无法在阳光下行走。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喊杀。
她回了趟方家，找到方训，方训因为过几天要带方琪和她对象一起到北京认门，所以还没回去。
柳三妹请他帮忙在北京派发这些纸张，方训看着这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女孩，十分的痛惜。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已经被逼到这个地步，他看着都难过。
方训答应帮忙，拿走了五万份。柳三妹又给了他一千块钱，请他专门找人在夜里，往各家各户派发。别连累到他。
她虽然很愤怒，可不代表她没有理智，她自己可以有事，却不能连累别人跟着她一起遭殃。
她出事了，顶多没有机会再找到含翠空间，可她的魂魄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身份里去。并没有真正的死去。
报着这样的心思，她才敢大干特干，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
方训看她还算理智，也就放下了心，当天晚上就带着半麻袋的a4纸坐着火车回北京了。
而柳三妹也在上海郊区找到了合适的人，出了重金，让他们晚上一个人负责一片区域，挨家挨户的把宣传单塞在人家门口。
一夜之间，全上海的人都知晓了。
也把一直准备买些次品货回去大干特干一场的陈天齐给惊动了。
柳三妹一连好几天都没回招待所，她明明说是看她三叔的，可这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她浑身上下充满戾气，阴沉着一张脸。
陈天齐想到今天他在淮国旧那里听到许多人在讨论的事情，他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情与柳三妹有关，无他，只因为她的胆子特别大，人还特别讲义气。
要是她三叔家真的出事了，以她的性子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陈天齐拉着柳三妹出了招待所。
虽然他们开了两间房，却不能在一间屋里说话，一旦被人发现，绝对会给他们冠上“作风不正经”的坏名声。
轻轻地推开门，看到里面靠墙的一张病床上，正躺着她的三婶。她的脑袋被白色的纱布缠着，里面微微透出一团血迹，十分的醒目，原本及肩的头发被剪得短短的，紧紧地贴在额上，脸上。她的脸色煞白，嘴唇干裂，表情呆滞，神情恍惚，浑身上下似乎被悲伤笼罩着。
三叔正趴在床上睡觉。比较特别的是他的一只胳膊上戴着一块黑色的布条。
柳三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柳云英正抱着她娘的手臂也在恬静的睡着。
而，三婶的眼睛红肿着，侧着脸用左手温柔地抚摸着柳云英的小脸，只是她的神情十分的悲凉和绝望。
柳三妹不知该如何是好，轻轻地叫了声，“三婶”
李慧兰抬头一看，是柳绝妹。不可思议地看着她，惊呼一声，“三丫，你怎么来上海了？”
这话的声音虽小，却还是惊动了未曾真正熟睡的柳建党，他很快反应过来，‘腾’地一站起身来，倾刻间浑身上下就充满了戾气，看到来人是柳三妹，他的气势一下子就松懈下来，神情也恢复了往日的平和，“是你呀。”，随后又反应过来，不可置信看着她问，“三丫，你怎么一个人跑上海来了？”
柳三妹随口答了一句，“我来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把目光移向三婶，关心地问，“三婶这是怎么了？怎么住院了？还有，你的头怎么回事啊？”
三叔叹了一口气，看着妻子额头缠绕的纱布，气愤地猛拍了一下床框，恶狠狠地说，“还能有啥呀，还不是因为她的那些好学生吗！”
柳云英被三叔这一拍给惊醒了，揉着双眼，大声地哭了起来。
三婶立刻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背。
三叔自责无比，担忧地看着女儿的小脸。
柳三妹等柳云英平复下来，才问明情况。
经过三叔的一番解释，柳三妹才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第74章 三婶出事起因
首先要介绍一下，在这个年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组织。
前几年，文|革初期的时候，掌握各大中学校领导大权的不是教育局，而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委”）或“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委会”）。
而文|革|委的成员中高干子女往往占到文革委成员中的半数以上，而且，往往文|革|委的主任和半数以上的副主任都是由高干子女担任。
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委又改名叫“官办红卫兵”。最初成立的官办红卫兵都执行了“血统论”组织路线，只有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才允许加入红卫兵，所以，一个学校中能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大概只占全校学生的30%左右。
虽然上面领导在重大会方上也反复强调，这类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但事实情况是，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的大中学校中，极少有学校按《十六条》的要求进行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绝大多数文革委和文革筹委会都是由工作组操纵成立的，尤其是文革筹委会，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能是“筹备”，是负责组织文革委的民主选举活动，但这类机构在“红八月”里通常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与“筹备”有关的工作，俨然成了学校的权力机构。
也就是说掌握学校大权的就是这个文革委，简单的说就是高干子女。这些受到其家庭过度宠溺，养成了现代版的“高衙内”性格的高干子女，是一些仗着父母权势什么恶事也敢做的“恶少”、“恶女”。
李慧兰班上就有这么一位高干子女，名叫高峰。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市长，母亲是文化局的副局长。因为仗着父母的权势，高峰在学校里经常欺凌同学，课堂上挑衅老师。为了自家的安全，李慧兰对他的挑衅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理会。
前几天，她上完课，就中专学校旁边的小学接女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后来在学校拐角处，正看到高峰带着几个革委会的小年青正在欺负她的女儿。
李慧兰虽然柔弱，看到这一幕，气炸了！身为一位母亲，怎么能容忍别人这么欺辱她的女儿，平时的理智和善，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三两步就跑上前，板着面孔，制止他们的形为。
高峰这些人在家就是个土皇帝，怎么可能听她一个老师的话，依旧笑嘻嘻地冲上前抓柳云英的手，李慧兰立刻捡起地上手腕粗的木头，举起来就是一顿猛打，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捂头逃窜，好不狼狈！
有的跑来，咒骂威胁她，有的找工具反抗！
可，这些人到底只是一群未成年孩子，平日里在家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哪里及得上李慧兰一个长干重活的成年人呢，再说李慧兰这时候就跟疯了一样，不仅听不进去，甚至连理智也丢不，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李慧兰是赢了，可却遭到了他们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高峰就带着革委员的几个成员，在李慧兰下课回家的时候，趁她不备，把她打晕掳走。关到一间较偏僻的教室里毒打一顿，李慧兰头上的伤就是被他们一群人抓着她的头发往地上狠命地撞留下的。
柳建党在外面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在学校这间教室里找到了只剩下半条命的她。
李慧兰就躺在地上，旁边棍棒峰物扔的到处都是，她当时还发着高烧，人已经昏死过去了，头上全是鲜血，头发都变了色，流下的血染红了她的半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她的两根手指硬生生被人踩断了。她的两条腿也被人打断了，膝盖上面还有被拳打脚踢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十分吓人。
她的嘴里不停地往外吐鲜血，甚至牙齿还脱落了两颗。头发更是被拽掉了好几撮，凌乱地扔在地上。
她的整个人就像躺在血水里一般，残忍极了。
柳建党看到这一幕就像疯了一样，一点也不敢动她，就怕这一动让她加重病情，柳云英也跟着爸爸一起找人的，也被吓得哇哇大哭。
好在他们找到的比较急时，人还是抢救回来了。
可是，高峰等人依旧没有解气，没有打算放过她们一家，第二天早上命人把一箱子死老鼠放在她家门口。
老太太听到敲门声去开门，看到门边的箱子，以为是建党买的东西，忙把箱子抱进屋里，打开箱子，吓了一大跳，硬生生被吓死了。
柳建党从医院赶回家的时候，人已经没气了，再也救不回来了。
所以，现在他的手臂上才绑了一块黑布。在上海这边，这是代表亲人离世的意思。
柳三妹听了事情始末，握着拳头，气愤无比。
她之前觉得陈老师住牛棚已经够惨的了，可没想到还有更惨的。
怪不得后世的那些老师们对这些红卫兵总是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根在这里。
她站起来，在病房里不停的踱步，脑海里不停地思索，寻找解决办法。
高峰家在上海势力非常庞大，要想告到他，那是难上加难。
像后世那样通过一条新闻，一条微博或是几组艳|照就能让大官倒台的事情，在这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这时代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全都是由国家统一审核之后才发出的，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发这样惊天丑闻，再说，这样就把三叔一家摆到明面上与高家作对，赢了还好说，输了的话，一定会被他们疯狂的报复，她不能冒这个险。
现在还是1975年，四人帮还在当政，全国都在搞左倾主义思想。他们的追随者甚多。高峰的父亲应该就是其中的一员。否则，头不会能任这么大的官职。
所以，上告这条路子也行不通。
但中国最大的领导人却不是他们，而是主席。
回想起主席的一生，是他把生活在旧社会的农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把侵略者全部都赶出了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的理想，国家也结束了长达近两百年的动荡不安。
他是一位伟人，纵使在文革之中犯了错，可他当初的出发点是好的，却因为身体衰弱而被以她妻子为首的四人帮利用。
即使后来得到平反的领导人，对他也是给了客观的评价。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她曾经读过他的语录，有一句她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不打无准备的仗！
她现在必须把高峰的罪行，让上面的人知道，必须从舆论上打败他们！
而，她现在有什么优势呢？
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随身空间，还有她的钱多。
而打败一个大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把他们的丑态暴露给更多的人看。
想到这里，她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好办法。
心中有了主意，柳三妹就不再跟着长嗟短叹的了。
她看着三婶的情况，关心地问三叔，“三婶全身都检查了吗？”
三叔一脸疲惫的回道，“两条腿都断了，医生说需要手术，要不然有可能会残废。”
柳三妹想了想，立刻从书包里取出了钱，一共有两百二十块钱，都递给他，三叔却没接，惊讶地看着她，“你这些钱哪来的？”
柳三妹想了想找了个稳妥点的说辞回他，“这是我大姐和二姐给我的钱，本来想让我帮她们从上海带衣服和手表的，可我觉得三婶这事更重要，衣服什么时候穿都行。我大姐二姐她们应该也会同意我的做法的。”
三叔想了想，“还是问下你大姐二姐比较好，毕竟她已经嫁人了。”
柳三妹摇了摇头，“不用了，发电报一来一回地不仅耽误时间，还要另外花钱，这事我做得了主。”
柳建党想了想还是接受了，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自私一回，“这钱就算我借她们的。”
柳三妹点点头，倒也不在意，这个三叔人品很正直，跟柳家其他人简直就不像一家人，也不知他是怎么长得这么正的，难道是因为他骨子里头就比较正，所以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她仔细问三婶，都有哪些人受过高峰的折辱？
三婶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她了，只是她是个不爱管闲事的性子，所以知道的也才只有三个人，柳三妹想了想，按三婶给的三个人的资料，分别找到他们，又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的资料。
集齐了十三个受害者，柳三妹学着后世在报纸上看到的文章。
起了个特别有噱头的名字---我要死了！你们也快了！
文章中写道：她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想在临死前回到自己的母校回忆自己的年青时代。却遇到一群青年正在殴打一个小学生。甚至连小学生的母亲也一起打了，再然后，她听到许多学生的议论这些打人者令人发指的残忍事迹。
这些人曾经对许多位老师进行花样百出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残害了许多无辜的家庭。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的残酷冷酷让自己这个将死之人不再留恋人家。
她痛惜自己曾经美好的回忆被这些人所玷污。
接着她指明道姓的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和家庭背景，指出他们官二代的身份，又指出来，学校是培育国家摇篮的地方，却由这些人统治着，祖国的未来她深深表示堪忧。
最后写道：我要死了，你们也快了！因为他们这些刽子手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善良无辜的文人。
她顾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回到三叔家，就把空间里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拿出来。
把稿子打印出了三十万份。
空间里的a4纸几乎被她用光了，可她一点也不后悔，在这个时代她一直活得这么小心翼翼的，她痛恨自己的软弱，连保护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必须反抗！她要把这些人的罪行揭发出来，让他们无法在阳光下行走。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喊杀。
她回了趟方家，找到方训，方训因为过几天要带方琪和她对象一起到北京认门，所以还没回去。
柳三妹请他帮忙在北京派发这些纸张，方训看着这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女孩，十分的痛惜。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已经被逼到这个地步，他看着都难过。
方训答应帮忙，拿走了五万份。柳三妹又给了他一千块钱，请他专门找人在夜里，往各家各户派发。别连累到他。
她虽然很愤怒，可不代表她没有理智，她自己可以有事，却不能连累别人跟着她一起遭殃。
她出事了，顶多没有机会再找到含翠空间，可她的魂魄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身份里去。并没有真正的死去。
报着这样的心思，她才敢大干特干，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
方训看她还算理智，也就放下了心，当天晚上就带着半麻袋的a4纸坐着火车回北京了。
而柳三妹也在上海郊区找到了合适的人，出了重金，让他们晚上一个人负责一片区域，挨家挨户的把宣传单塞在人家门口。
一夜之间，全上海的人都知晓了。
也把一直准备买些次品货回去大干特干一场的陈天齐给惊动了。
柳三妹一连好几天都没回招待所，她明明说是看她三叔的，可这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她浑身上下充满戾气，阴沉着一张脸。
陈天齐想到今天他在淮国旧那里听到许多人在讨论的事情，他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情与柳三妹有关，无他，只因为她的胆子特别大，人还特别讲义气。
要是她三叔家真的出事了，以她的性子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陈天齐拉着柳三妹出了招待所。
虽然他们开了两间房，却不能在一间屋里说话，一旦被人发现，绝对会给他们冠上“作风不正经”的坏名声。